那个总在镜头前咧嘴大笑、脚踩拖鞋也能跳桑巴的男人，居然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白衬衫，站在一座玻璃穹顶下，手里端着一杯没加冰的威士忌，一言不发。
派对在比弗利山半山腰的一栋现代主义豪宅里举行，落地窗外是整片洛杉矶的灯火，泳池水面倒映着香槟塔和穿高定礼服的女人。小罗靠在吧台边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，眼神飘向远处——那里有人正用金箔点缀鱼子酱，有人把百万美元的手表随手搁在湿漉漉的躺椅上。没人上前搭话，仿佛他不是那个曾用脚后跟过掉整个防守线的魔术师，而只是一尊误入名利场的青铜雕像。
此刻，我正挤在地铁末班车里，耳机里循环着他2005年欧冠那记挑射后的狂笑。手机屏幕亮起，账单提醒：房租、水电、健身房续费——那家健身房的跑步机皮带都快磨秃了，而小罗刚刚站着不动的那块大理石地面，据说每平米造价够我交三年房租。
他以前在贫民窟的泥地上踢瓶盖都能笑出声，现在站在镶着铂金边的洗手间门口，却像被抽走了灵魂。是不是钱多到连快乐都要称重计价？我们熬夜加班换来的假期，是他派对上侍者托盘里一块三口就吃完的松露巧克力；我们省吃俭用攒下的旅行基金，还不够他今晚打个车回家的起步价。可最扎心的不是穷，是连疯都疯得小心翼翼——他不敢笑了，怕一笑，就露出了不属leyu于这里的破绽。
所以，那个曾经让全世界跟着他一起傻乐的男人，现在安静得像一幅被挂错墙的画。你说，他是终于累了，还是终于明白了：有些派对，连笑声都要提前预约？